蜜月期过后，就是平稳期。
从建国后到文革前，都是平稳期。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依然很倚重陈伯达。他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写下了《论毛泽东思想》、《斯大林和中国革命》。包括“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泽东仅有的两次访问苏联，陈伯达都在随行名单上。
创办《红旗杂志》，毛泽东点了陈伯达的将。
1954年，毛泽东与陈伯达(右二)、田家英等在杭州
这一阶段，毛泽东身边集合的能人也越来越多，在延安时期的胡乔木、田家英、邓力群更加得心应手，还增加了很多新生力量，像戚本禹，远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也崭露头角。
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总会有比较，陈伯达的文字有时候也不合领袖的口味了，毛泽东也感觉了这一点。在延安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时，毛泽东曾举陈伯达为例，说陈的文章现在不如过去生动活泼了。后来，党的八大报告开始由陈伯达起草，他也没有搞好，结果成了一篇学术报告。幸亏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会写东西，他们一起，加上另外几个秀才，才把这个报告捣鼓好了。
尽管有这样诸多问题，但是陈伯达还是平稳的。
但是，因为和领袖没有那么近乎了，有时候揣摩领袖的思想就不那么严丝合缝了，有时候还会离题万里。他也着急，所以，有点用力过猛，所以，他一方面更加注意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领袖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他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领袖在看什么书，好跟上领袖的思路，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
而且，他尽量避免祸从口出，胡乔木曾经回忆说，“家英和我还从日常接触中察觉，陈在毛主席面前从不敢说任何不同意见，有什么问题他都尽量让我们说。”
因此，他和田家英、胡乔木的关系都不那么融洽，文人相轻也是一个因素。
但他有他的长处。首先是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崇拜。其次，他也会放低姿态，所以，毛泽东一直还在用他。有时候，他就像一颗闲子。毛泽东懂得用人，就像下棋一样，总会手里捏上几枚闲子，关键时刻作为奇兵放出来。
建国后的日子其实是充满波澜，肃反、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等，但是，对于陈伯达和毛泽东的关系而言，算是平稳期，因为陈伯达能跟得上。有时候跟的吃力一点，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毛泽东训了他一通，也算过关了。
上升期是从文前开始的。
文革发动的原因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首先打响的就是文化战役。领袖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也许开始都没有想到，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的权力居然大过了中央政治局。
虽然在中央文革小组是组长，但是，他很大程度像是摆设，因为第一副组长是领袖夫人江青，顾问是康生。这两人是同乡，在延安时期就是熟人，关系深得很，而且，康生点子多，江青胆子大，加上张春桥、姚文元以及一帮子年轻的后起之秀，陈伯达的作用，就是门面。
陈伯达在江青面前没有任何地位可言。穆欣和王力回忆，陈伯达自称为“刘盆子”，这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后来被赤眉军立为皇帝，但其实是傀儡。当陈伯达在会上意见与江青不一致，就会被拉到一边“做通思想工作”，其做通的方式，往往是像对小孩那样训斥，如直呼为“熊样”。江青之外，在文革小组中，陈伯达的权势甚至不如戚本禹，戚本禹经常公开奚落陈。
但是，随着一大批老干部被打倒，中央文革小组的分量越来越重，陈伯达这个组长也是水涨船高，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常委，那届常委11个人，他排在第五，前面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那几年是最风光的几年。
这是他和毛泽东关系的上升期。
上升到顶点就是坠落，这是规律，无非是坠落的快与慢。悲惨的是，陈伯达坠落的太快，从山顶一下子坠到山沟里，连山腰也没过度一下。
其实，毛泽东对他的不满早见端倪。“九大”召开之前，陈伯达代拟的报告草稿反常地被原封退回，显示两人数十年的政治理论合作出现裂痕。
此时，陈伯达在一个战壕内部也混的不好。他受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排挤，江青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他，连康生都嘲讽这位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是“乌龙院院长”。
陈伯达毕竟只是一个“笔杆子”，政治高层的险恶他懂一些，但不深刻，在这个时候，他又犯了错误。
他似乎在寻找新“靠山”，数来数去只有林彪。
“九大”前，陈伯达想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因为他受够了，有职无权不说，还经常受江青、康生等人的气。林彪知道了，很贴心地劝他说：你不占住这个位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
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这样回忆：我问过我父亲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父亲说：“林彪说话不多，他生活好像很简单。有一次我有事去他那里，见他一个人在过道吃饭，饭菜很简单，也没有人陪他。”“黄永胜他们几位，我觉得都比较老实。他们和我议论过江青、康生、张春桥。有一次黄永胜说，康生这个人，血压那么高了，还在忙着整人，连命都不要了。那时候有一种感觉，要搞倒我，主要是江青和康生。我后来写过一份材料，我说真正的四人帮是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这四个人。过去说王、张、江、姚，其实，除了那三个，另一个应当是康生，而不是王洪文。”
陈晓农的这段回忆，说明陈伯达和林彪手下的人有共同语言，再就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样的话能够当着他的面说，也是信任他的。
但是，他确实算不得林彪集团成员，庐山会议毛泽东发动“批陈”以后，林彪曾对其下属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
后来，是毛泽东亲自将“林陈反党集团”改为“林彪反党集团”。
但领袖当时还看不到这些，因为他的不满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
真正的引爆点是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这是一段公案。
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中国设置了国家主席职位。第一任国家主席是毛泽东。1959 年，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1964年，刘少奇再次当选国家主席。1966年“文革”开始，刘少奇遭受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位自此出现空缺。
林彪对国家主席这把椅子非常感兴趣。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党章确定的“接班人”，但实际上拥有的权力并不大。在党内，一切重大事项都必须毛泽东拍板；在政府方面，则由周恩来主持工作。国家主席虽然也是闲差，但是，名义地位很高，而且每年国庆节各大报纸头版登出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两个人的大照片，风光的很。林彪知道，要坐上这把椅子，首先必须有这把椅子，而有了这把椅子，毛泽东一定不会坐，那么，没有竞争者，只能他坐。
但是，毛泽东却多次反对设置国家主席。
很简单，一是他不愿意做迎来送往，接国书这样琐碎的事情，再就是他从心底不愿意再有人的照片和他一起在党报上平起平坐了，而且，他也知道，有了这把椅子，上面可能坐谁。
这时候，已经有这句话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毛泽东甚至对这句话也不满，他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4月12日，他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等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但是，林彪没有放弃。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请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不是坏事，而他提出不当，也许是谦虚，劝进嘛，这是中国的传统，所以要多劝几次。
林彪就是用了大众的这个心理，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继续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毛泽东当然分得清众人和林彪想法是不同的，林彪的心思他洞若观火。
副统帅林彪有追随者，老婆叶群肯定是，还有他在军队系统的部下吴法宪等人，陈伯达也混入其中，也持相同意见。
陈伯达在常委中排名第四，分量很重，又是“理论家”，能够引经据典，所以，影响也很大。但是，他的位置再高，影响再大，在领袖的一根小指头下，都算不得什么。
陈伯达不幸撞到了枪口上，正式进入下野期。
其实，支持设国家主席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其他很多人都被轻轻放过，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吴李邱虽然受到了严厉批评但还不是灭顶之灾，而陈伯达被一棍子打死了呢？
原因很多。首先是领袖一段时间以来对他就有不满，一直容忍他是他还有用。其次是他的用处越来越少，很多时候跟不上领袖的思路了，有时候还是障碍。最重要的是，他和林彪一会儿勾勾搭搭，领袖心里很不舒服。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伯达虽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手中没有实权，在党内影响远远不能与林彪相比，拿他开刀，风险最小。这也算杀鸡儆猴吧！
陈伯达是戴着六顶帽子坠入山沟的，比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还多了一倍。这些帽子都很重，其中最重的是“叛徒、特务、托派以及高饶反党集团分子”。其实很多是牵强附会，在那个时代，倒是也用不着什么真凭实据。
陈伯达曾于1930年代初在天津被捕，转押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判刑两年半，在狱中得了淋巴结核病，后经人营救保释出狱，出狱时曾签署悔过启事，这就成了“叛徒”。
解放初陈伯达陪同毛泽东访苏后回国，途径东北曾短暂停留，帮高岗修改文章，这就成了“高饶反党集团分子”。
陈伯达在1971年9月13日深夜，也就是林彪坠亡的当晚被押入秦城监狱。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距离很短。
坠落到了秦城的牢房里，陈伯达曾经多次“寻死”。他晚年回忆，刚进秦城时，睡在一间条件恶劣的监室，铺的是草垫子。晚上他在被子底下偷偷用牙齿咬破手腕，却因为流血很快止住而未能成功。以后他换到了比较好的监室，这种私下自杀就此中止，“自杀情结”却未消失，演变成为在看守面前寻死，作势欲拿头撞墙，每次都需要两位战士左右挟持。
后来，被监管看出陈自杀是假的，故意命令战士放开手，任陈伯达去撞墙，他却不撞了。其实也是不装了。
但是，陈伯达没有停止幻想。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陈伯达在狱中变得很不安分，总认为江青办完了毛的丧事，会来接他出去。过了不久，江青果然来了，不是接他，而是和他作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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